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革命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有充分条件书写和描绘自己成长和发展的革命历程。书写和描绘并不仅仅是重述历史,而且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执政的合法依据,这是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需要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证明的。正是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描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画就一直未间断过,并且不管在数量和质量上,它都是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唤起工农千百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深入乡村和工厂,唤起工人和农民的思想觉悟,启发他们起来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而斗争。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在此方面取得的共识,也是北伐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2、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作为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北伐战争中开始镇压当时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在工农运动中占据主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对革命的背叛,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建立自己的武装的重要性。在此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和军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正是这一历史的转折,使毛泽东这位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家,逐渐在后来的历史中显示出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描绘“长征”的历史画,突出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同时也突出表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经历的重要战役,英勇善战的事迹。一些在长征路上紧要关头发生的历史事件,特别是那些体现了毛泽东在此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起的关键作用的事件,也给予了重点描绘,如遵义会议等。 4、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美术是毛泽东时代美术发展过程的起点,所以,这里选择的作品既有当时创作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对这段历史的描绘。从两个不同时期作品的特点看,前者是美术家对置身其中现实的直接感受,其艺术风格朴实,具有纪实性特征;后者作为对那段历史的重构和想象,与现实的意识形态的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 5、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国成为1937至1945年中国革命的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充分把握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对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和团结的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略既减轻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直接威胁;对内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和整顿党的队伍的宝贵时间。在抗日战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成为毛泽东时代革命历史画表现的主要题材,以此歌颂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6、解放全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停止内战、重新建国谈判失败后,中国历史进入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历史画中,对这段历史的再现主要集中在一些重大战役上,如三大战役等。由于这一原因,此时的历史画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宏大的场景、激烈的战斗、排山倒海的气势、无坚不摧的力量。艺术家们完全理解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那就是“解放”这个词作为“解放区”的延伸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含义。 7、 英雄 在毛泽东时代的美术中,描绘和歌颂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中英勇奋战、宁死不屈的英雄,也是历史画中的重要题材。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英雄可以是无名的、集体的和类型化的,就此而言,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主题中都能看到歌颂英雄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则是从如下两个非常具体的角度,来选择与英雄有关的作品的,一是与英雄的牺牲相关的,宁死不屈,正是英雄之本色,如《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等就属于这一类表达英雄的作品。笫二个角度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坚持革命的信念,不为困难所吓倒的人。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表达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不仅是为了陈述己发生的历史,而且也是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共产党员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这种牺牲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的正确和对广大受压迫的人民所具有的吸引力。 8、 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描绘无疑是真实的历史、艺术的想象、意识形态的需要三者之间的和谐一致。在这三者中,意识形态的需要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因为所有的革命历史画都必须证明这样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9、中国画与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诗意山水、革命圣地山水和表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与工厂的新山水,构成了山水变革的三条主线。这说明中国画的变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经历的是一个由外而内,从政治到艺术的变化过程。 在圣地山水方面,中国山水画第一次承担了述说和评价历史的功能,这一功能带给山水的变革---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看---是“仁者乐山”的儒家美学所包含的比德观念,第一次取代了道家对山水即自然、即无为的认识和表现的主导地位。从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形象实践角度看,山水在向缅怀与歌颂中国共产党的先烈和英雄的伟大革命的变革中,获得了纪念碑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圣地本身就是事后追认的结果,所以,圣地与圣地山水是共生的。 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 1男女一样 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重视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对于革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一致的。在1949年以前,对占社会绝大部分边缘和下层人,包括妇女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坚持妇女解放的政策,以男女都一样的政策对待妇女的职业,劳动报酬,社会地位。正是在这些观念和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从各方面表达了毛泽东所说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念。不过,正如一些研究新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与中国共产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包括保卫祖国的兵有关系。 2从小家庭到大家庭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但并不意味着就把妇女从延续了几千年的关于妇女的传统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了。比如传统社会中关于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新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男女都一样还只体现在妇女走出个体家庭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的方面,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妇女所从事的工作中,大部分是家庭的家务向社会工作的延伸。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毛泽东时代女性题材和形象中感受到这一点,即妇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这就是本主题取名“从小家庭到大家庭”的原因,事实上,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说法,不仅只是阶级兄弟姐妹关系亲密的一个隐喻,而且从男女的社会职业分工上,无疑具有现实性,即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妇女仍然从事着主内的家庭工作,如炊事员,医生、护士、饲养员、保幼员、售货员、纺织工人等,以服务于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中匿名的男人。 3审美原则 劳动人民妇女的美是毛泽东时代美术中女性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与毛泽东时代赋予“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以神圣的含义有关系,即使在劳动作为一种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的方法,对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如知识分子、干部、城市知识青年给予教育,或是用劳动作为惩罚的手段,对犯罪分子、仇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人进行强迫性劳教,都是建立在劳动的神圣性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劳动仿佛具有宗教的神奇力量,能把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接其劳动的性 4女性形象的文化功能 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美术家对女性形象的体悟和表达,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表现女性形象本身,而是利用女性在文化与和生理等方面约定俗成的隐喻和说法,来象征毛泽东时代某些重大的政治和文化主题,使其获得更感人的意义和力量。在此情况下,女性形象的功能是象征性而非叙事性的。 丰收 如前所述,“丰收”是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使用得较多的一个题材,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女性形象在“丰收” 题材中往往成为言说和表达丰收的主体。事实上,在史前时代的美术中,流行的丰产巫术就开始使用丰乳肥臀的女人体的造像祈祷人类的繁衍和狩猎的成功。这种“集体无意识”也渗透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中。 受压迫阶级的代言人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劳动妇女不仅在社会上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且在家庭中还受男人(夫权)的压迫,所以,劳动妇女在旧中国的受压迫阶级的人中是受苦最深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其实也影响了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涉及阶级斗争的美术作品,特别是在控诉地主阶级的压迫、忆苦思甜等具有阶级教育性质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主要是年龄较大的妇女往往成为受压迫阶级的代言人。 接班人 在革命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手拿红灯的剧照与继承革命的主题,在毛泽东时代的文革美术中,一度成为表达革命接班人的原型。这一文化背景,特别是革命样板戏的巨大影响,虽然是使革命接班人主要与女性形象来承担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艺术家们同样也利用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传种接代的特殊功能和文化含义,并创造性地把它转换为革命的意义,赋予接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班的人薪火相传,永不间断的独特观念。 工农兵 我们已经再三强调,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工农兵形象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某些工农兵形象的独特组合方式和内部构成中,正如已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工人和解放军形象都是男性,农民形象则是女性。这意味着女性形象在这一组合中,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首先,。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与转换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如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水火左右等,其实就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女性在宇宙中的位置、在事物中的性质以及与男性的关系。这意味着女性与土地的联系,或者说女性具有象征大地的能力,影响了美术家在创作工农兵这类作品中,倾向把农民描绘成女性。其次,女性在中国文化中与男性的权力关系,也是把女性形象与农民联系起来的也许是无意识的一个理由,那就是如果说用男性形象描绘工人是为了表达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理念的话,那么,用女性形象表现农民,则同时表达了农民与工人之间的从属关系。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角度看,女性农民形象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体现了更先进的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共产党对农民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时代中的少数民族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构了一个独立的,多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然而中国历史形成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人口比例、地理特征这些现实仍然存在,这一现实也正是“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基础。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多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结构和行政组织方式上,创造性地采用了能平衡集权与自治之间的关系的行政制度和国家体制。由于这一原因,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术中,“少数民族”的题材占有了重要的位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它的主要任务是:一、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建立亲近和睦的友好关系;二、在党中央、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与少数民族的领导与服从之间建立一种统一和谐的关系。 1、 大团结与大家庭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全国各民族大团结是“少数民族”美术中的重要在题材,在这里,大团结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前提和策略,首先,对于一个重视血缘和家庭的中国人来说,“大家庭”和“兄弟姐妹”的隐喻,就像在其它题材中所起的策略作用那样,在言说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上同样具有特殊的亲和力;在这类作品中,不同民族不仅同时出现在作品中,而且身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握手、手挽手等也是表现团结的重要元素;其次,全国各民族团结的重要前提是团结在谁周围的问题,所以在这类题材中,我们往往能看到毛泽东、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国徽和国旗等,作为团结在谁周围的中心和主体形象出现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上。 2、 中心与边缘和边疆 在中国历史上,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以汉民族为主,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居住在边远的地区,由此形成了中心与边缘和边疆的独特地理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是互为前提的,这赋予少数民族居住的地理位置以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因为中国的国界,也即边疆大部分都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创造边缘的向心力量,使其团结和凝聚在党中央的周围,形成统一的思想和意志,就不仅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国家安全、主权、国家独立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也即中心与边缘和边疆的关系理解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少数民族题材,我们就会从下面的作品中,体会到美术家们是怎样创造性地把中国共产党所关心的少数民族问题,转换为独特的视觉形象,阐释和表现中心与边缘和边疆的关系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方法表现为: 一、以来自中心的书(如毛泽东著作等),声音(如《北京的声音》)所承载的思想与观念,来体现党对少数民族思想教育方面的关注, 二、“欢迎远方来的客人”也是少数民族美术中表现得比较多的主题,它主要体现为党的代表,国家的工作人员、(工人、解放军、医生、科技人员等)来到少数民族地区转达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以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 三、 中心与边缘的表达模式还体现在少数民族以新的身份走向中心。如去北京大学,或成为国家的工人,医生等。 四、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用现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表达新中国少数民族现在的美好生活,未来的美景与过去贫穷落后之间的强烈对比。在这些作品中,暗含的时间通过各种隐喻被揭示出来,如季节、新的事物和人物、伸向未来的道路等。它所表达的意义不仅是指中心发达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在向少数民族地区扩散,从而使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在生产力水平、文化和物质生活上迈上一个新时代,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种方式言说了中心与边缘和边疆,也即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 3、 欢乐生活 在人类历史上,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描绘少数民族在各种不同场合,如节日、丰收、欢迎仪式等,载歌载舞、热情奔放的场面和情节,以体现少数民族的欢乐生活的作品也有许多。这种作品往往是风情民俗与意识形态混合的产物。就前者而言,少数民族的服装、歌舞,以及风光与建筑,对于其它民族来说,都具有独特奇异的审美价值;从后者来看,欢乐的生活的表达,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少数民族政策的正确性。 4、 民族、阶级与人民。 在毛泽东时代,民族团结除了与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制订相应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自治的行政方式等因素外,少数民族的阶级化也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民族的阶级化,不仅淡化和消解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而且阶级的划分方法,把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转化成了阶级兄弟姐妹,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有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上一篇: 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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